关于昂贵彩礼的规定多年来一直被列入中央第一个文件，也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注的民生问题。在今年的第二次全国会议上，全国人大代表史秉奇就此提出了第四项建议，建议周边省市按照“低价订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收入的二至三倍”的标准统筹治理。施秉奇在接受@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，2018年退休回到大庄村时，他就意识到了彩礼问题。在这个以种植蔬菜和苗木为主的农业村，年人均收入只有1.8万元左右，但承诺金一般在18万元到19万元之间，据说还有一些每个家庭都可以达到这个数额。 30万元。 “越是经济困难的家庭，彩礼就越高。很多村民长年攒钱，这样结婚就不用借钱了。经常因为贷款而出现家庭不和，有的家庭还没还清债务就破裂了。”史秉奇走访了200多个村庄，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，对订婚标准进行了初步分类。 30万以上就极其昂贵了。大笔嫁妆定为88000多元。一般嫁妆价格在6万元左右。低价订婚产品售价不到6万元。据他们统计，高价值订婚占78%，但高价值订婚更为常见，约占50%。在谈及低价订婚礼物的标准时，石秉奇强调，全国范围内不可能设定统一的上限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。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很大。即使在同一个县内，不同的城镇也可能有不同的标准，没有“一刀切”。他建议以当地人均年收入为参考点，控制在两到三倍的范围内。以大庄村为例，人均年收入2.5万元。嫁妆上限定为5万元，折算两次相当于两年的收入。这些标准也被纳入奥修村的《村规民约》中。亲身经历过基层处理昂贵订婚礼金的施秉奇发现，订婚礼金问题具有地域性。是的，周边城镇仍然坚持提供昂贵的订婚礼物，如果只有一个城镇实行低价订婚礼物，政策将很难扎根。根据当地实践和多年研究遍布全国200多个村庄，施秉奇提出了相邻省市地区高价值订婚礼物联合管理的独到设想。 “比如河北、河南边境的地市，可以搭建标准化沟通平台，形成‘省级大流通+地级小流通’的合作格局，关键是要有一个‘当地家庭’、一个牵头单位、一个明确的起点。在盒马省，婚俗改革已经纳入乡村治理，成为乡村振兴、人居环境改善等各项考核的依据。”施秉奇认为，未来的部际协同治理，需要省级评估乃至国家级协调，强化问责，确保落实。
代表们建议，大额捐赠管理也应纳入地方考核。